郭秉文（1880—1969），男，字鴻聲，江蘇江浦人，生于上海青浦 ，早年卒業(yè)于上海清心書院，1908年赴美留學，1914年獲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博士學位；回國即參與“南高”創(chuàng)辦，先后任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教務主任、校長和國立東南大學校長。

郭秉文是在國際舞臺上最為活躍的中國教育家，20世紀20年代，他連續(xù)3次作為中國首席代表出席世界教育會議，并連續(xù)3次被推舉為世界教育會副會長。 郭秉文是中國現(xiàn)代大學的開創(chuàng)人。他主持的國立東南大學，被教育界稱為“中國第一所現(xiàn)代國立高等大學”，成為中國最早的現(xiàn)代意義上的大學。1880年，郭秉文出生于江蘇青浦 （今上海青浦）。1896年，郭秉文畢業(yè)于上海清心書院 。1908年，已經(jīng)工作12年、年近30的郭秉文棄職就學，遠涉重洋，到美國俄亥俄州的烏斯特學院攻讀理科。 1911年，郭秉文從烏斯特學院畢業(yè)后隨即去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教育學。 1914年，郭秉文收到正在籌備之中的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江謙校長的聘書 ，邀請他做教務主任。同年，他以題為《中國教育制度沿革史》一文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成為中國最早的教育學博士，也是在美國最早獲得博士學位的中國學者之一。 1915年，應江謙之聘，任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教務長。1918年3月21日， 江謙因病休養(yǎng)，由郭秉文代理校長。 1919年9月1日，教育部正式委任郭秉文為校長。 1920年4月7日，郭秉文提出建立東南大學的建議，隨即組織“籌議請改本校為東南大學委員會”。同時決定自1920年暑期正式招收女生，開放“女禁”。 1921年9月，國立東南大學正式成立，“南高”、“東大”其實是雙軌制運行，郭秉文同時兼兩校校長。 1921年東大成立后，郭秉文開始積極推動兩校的合并，決定“南高”自1921年起不再招生，俟其學生全部畢業(yè)后即并入東大。 同年，“南高”商科擴充改組并遷址上海，成立東南大學分設上海商科大學（今上海財經(jīng)大學）。 1923年3月，郭秉文任中國首席代表參加第一次世界教育會議，被推選為世界教育會***兼亞洲地區(qū)**，之后連任兩屆。 1923年6月，“南高”正式并入東大。 1924年，郭秉文奉派為保管美國庚款華籍董事之一，組織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 1925年1月6日，段祺瑞北京政府于國務會議上通過免除郭秉文東南大學校長決議。 1925年2月1日，東大校董會舉行會議，否認教育部易長之令，請郭秉文照舊任職，先請赴國外考察教育。 1926年5月，與門羅（Paul Monroe）在紐約創(chuàng)立“華美協(xié)進社”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任首任社長。1931年郭秉文受孔祥熙之邀回國，出任國民政府工商部國際貿(mào)易局局長 。1941年3月，郭秉文任國民政府財政部常務次長，兼中央貿(mào)易協(xié)會主任。 1945年抗戰(zhàn)勝利，任聯(lián)合國善后救濟總署副署長兼秘書長。 1947年，郭秉文退休留居美國。 1957年，郭秉文與恒慕義（Arthur Hummel）及曹文彥、鮑幼玉等人以私人力量在美組織華府中美文化協(xié)會（Sino-American Cultural Society），舉辦學術活動，從事中美文化交流活動，并應邀擔任“ 在美教育文化事業(yè)顧問委員會”主任委員。1969年8月29日，郭秉文在美國逝世。教師任用郭秉文認為，一所大學的師資力量是其存在的前提和發(fā)展的保證。因此，他認為辦學的首要任務是聘請優(yōu)秀教師，并為此不遺余力。 在創(chuàng)立東南大學之初，郭秉文廣延名師，聘請一流的教授、學者到校任教 ，他以自己“平、和”的人格魅力，為學校積累雄厚的師資力量。每個學科基本上都有多位學術水平出色的專家學者。郭秉文非常重視吸納留學生，以打造高素質的師資隊伍。在國外考察之余，他經(jīng)常設法向各校探聽中國留學生的情況，通過聽課、觀察和面談等方式深入調查，并親自走訪中國留學生中的佼佼者，誠邀具有真才實學的留學生歸國后在南高師和東大任教。郭秉文不僅延聘國內著名學者來校任教、講學，更親自到國外邀請世界知名大師來校講學。 高等教育郭秉文認為辦理大學應該力求達到四個“平衡”，即通才與專才平衡，科學與人文平衡，師資與設各平衡，國內與國際平衡。[7] 通才與專才平衡郭秉文認為大學應設立多種學科，培養(yǎng)多種類型的人才：“正科注重通才教育”，但不忽視應用；“專修科注重專才教育”，但不忽視基礎，“兩者相輔相成，不可偏廢”?！暗珒烧卟⒎墙厝粍澐?。一個綜合大學的好處，通才與專才相互調劑，使通才不致流于空疏，專才不致流于狹隘。大學生都應成為平正通達的建國人才。”[7] 郭秉文認為，一所綜合大學，可以既設偏重學理的學科，同時又設偏重應用的學科，兩者互補，相得益彰。[7] 人文與科學平衡人文與科學平衡，在郭秉文眼里有兩層意思。第一是開辦綜合大學，需要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并重，需要兩大類學科的相互交叉和滲透，只有這樣才能培養(yǎng)出具有較高人文修養(yǎng)和科學素養(yǎng)的復合性人才。例如，東大心理系即同時隸屬于“文理”和“教育”兩科；生物系則同時隸屬于“文理”和“農(nóng)學”兩科，以期能收到人文與科學相互利用對方優(yōu)勢、吸取對方長處、依賴對方支撐之效。郭秉文力主教育學要“科學化”，強調把教育學建立在自然科學基礎上，用科學的方法培養(yǎng)人才。第二是大學既要提倡民族精神、重視民族文化，又要吸納西方文明，重視科技新知。通過溝通和融合，使大學成為弘揚民族文化的基地，成為發(fā)展科學的重鎮(zhèn)，成為人文精神與科學新知的交點，進爾培養(yǎng)出文理兼修、既有人文情懷又有科學思維、既喜琴棋書畫又好聲光化電的高素質人才。[7] 師資與設備平衡郭秉文切切實實地感受到大師的珍貴價值。不過，在他眼里，所謂大學者，既是大師之謂，亦是大樓之謂，那便是他的“師資與設備平衡”。[7] 大師們的人品學識、志趣才調、言談舉止，對于學生良好的治學態(tài)度、治學精神、治學方法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7] 對物資設備的規(guī)劃與努力，目的在于改善教學和科研條件，培養(yǎng)各類合格人才。[7] 國內與國際平衡郭秉文認為只有博取百家之長、廣求世界知識，才能使學生放寬眼界、開拓心胸、廣納人類無限的知識和智慧。他不僅廣延具有真才實學的留洋博士、碩士來校任教，還不斷派遣教師出國進修，東大每年還必邀請多位國內外著名人士來校講學或演講。當時，學校開設的課程和所使用的教材，也幾乎都是以歐美大學為藍本的，并且經(jīng)過了一個引進、消化、改造和創(chuàng)新的過程。文理科各系的學生都可以學習這些前沿性學科。[7] 三育并舉郭秉文執(zhí)掌東大，貫徹實施“三育并舉”的辦學宗旨。所謂“三育并舉”包括三方面：一是堅強的體魄，二是充實的精神，三是道德、學術和才識?！叭⑴e”旨在促使學生養(yǎng)成完善的人格，成為一個對國家負責的國民。郭秉文堅信：“欲廣求知識于世界，務使同學們放寬眼界，開拓心胸，則愛國之心，油然而生?！痹谵k學措施方面，他提出“嚴格甄審，寧缺毋濫”的招生原則，并把心理測驗運用到入學考試中。另外，他格外重視學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注意培養(yǎng)學生的自控能力和自制力。師范教育郭秉文認為師范生不僅要具備普通大學生應具備的基本素質，更要重視教材教法的精研和器識抱負的秉持。在郭秉文看來，一所學科單一的師范院校難以培養(yǎng)出高素質的教師，而一所學科專業(yè)齊全的綜合性大學可為學生提供更廣闊的學習和發(fā)展空間。因此，郭秉文認為要培養(yǎng)高質量的教師，必須將高等師范學校并入綜合大學，將師范教育放在綜合大學教育的大背景下，使學生獲得更全面的發(fā)展。因此，他效仿母校哥倫比亞大學兼辦師范學院的辦學模式，提出“寓師范于大學”的觀點。 郭秉文認為，凡中等以上的教師，必須有寬厚的基礎知識，并且應該是雙料的學士、碩士和博士。在一個單科性的師范院校里，是很難從根本上提高師資的質量，所以在綜合性的大學里學科齊備，各科知識互補，才是造就師資的理想場所。郭秉文指出，“師范學院辦在大學里，教師的來源不必局限于師范院校?！眱?yōu)秀的大學畢業(yè)生，在經(jīng)過一番教育理論的訓練，定可成為卓越的師資。 大學自治郭秉文主張大學自治，辦學獨立，學校為教育和學術的神圣殿堂，應獨立于黨派，不應與任何黨派發(fā)生糾葛?！皩W校是教育、學術性機構，是培養(yǎng)人才、振興科學之地。非學者不能擔當此重任”，“學者不干預政治”，“學者不黨”。 郭秉文倡行學者治校，發(fā)展民主治校體制，校務實行責任制與評議制并行，即一方面確立校長總理一切校務之責，一方面規(guī)定凡學校大政方針必須交校務委員會議決。校務會議相當于學校的立法機構，所作決議經(jīng)由校長批準后即由學校行政部門付諸實施。同時，成立各種常設或臨時的專門委員會，將學校的各種事務交由教職員自行辦理。經(jīng)過完善，逐步形成了校董會制、校長制與“三會制”并存的學校治理模式，即校董會決定學校大政方針，校長總事校務，評議會、教授會、行政委員會各司其職，評議會議處學校重大事宜，教授會議處全校教學、研究及學科建設事宜，行政委員會統(tǒng)轄學校行政事宜。 郭秉文提倡學術自由。從政治思潮來說，當時學校所在的南京，***被當局視為異端赤黨，國民黨亦處于地下狀態(tài)，東大卻包容著持有各種主張的師生，三民主義、國粹主義、改良主義、自由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共產(chǎn)社會主義等種思潮，匯于一堂，成為自由思想的堡壘。 郭秉文提出“自動主義”，培養(yǎng)學生的獨立人格和自治素養(yǎng)。自動主義，對在校學生而言，指學習上的自學和自力研究，生活上的自立、自理，各種學術、文化、體育活動上的自行組織和主辦?！白詣又髁x”的熏陶也培養(yǎng)了學生自治、民主的現(xiàn)代共和國民素養(yǎng)。。 教育經(jīng)費郭秉文通過多種渠道籌集辦學經(jīng)費，使學校從社會各方面獲得支持和資助。 其中，由校董會出面集資是其中最重要的渠道之一 ，他還利用各種機會，或是請人來華講學，或是出國考察講演，積極擴大東南大學的國際影響，從而爭取國外一些知名人士和機構的援助。 郭秉文還模仿美國哈佛大學的辦學方式，鼓勵私人捐助辦學。 教育管理教育性在郭秉文看來，教育管理是為了教育而管理。在教育管理的管理職能與教育要求之間，教育要求的達成是首要的，管理職能的履行則是從屬性的，是為促進教育活動、實現(xiàn)教育目的服務的。[8] 教育管理首先是作為實現(xiàn)教育目的的手段而存在的，是穩(wěn)定教育教學秩序、為學生發(fā)展服務的工具；同時，教育管理除了工具價值外，還具有本體價值，特定的組織形式與管理方法本身就是一種教育力量，要發(fā)揮其積極的教育效果。[8] 公共性郭秉文認為教育管理之所以要具有公共性是因為，教育是一項具有公共價值的事業(yè)。從教育中受益的不只是某一個體、群體或地區(qū)，而是整個社會與國家。[8] 郭秉文主張，一個國家應當積極地發(fā)展其公共教育制度，公共教育制度在對象上面向的是所有公眾，公共教育發(fā)展的首要責任主體是政府。[8] 郭秉文指出，要擺脫普及教育躊躇不前的狀況，需要有效化解兩大難題：一是要解決文字語言所造成的學習難繁問題；二是要解決學校建設所需教師的培養(yǎng)及其經(jīng)費問題[8] 。本土化郭秉文對于西方教育制度有著較為深入的了解，并從創(chuàng)造美好國家前途的角度，對西方公共教育制度心向往之。但與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們所倡導的“拋棄傳統(tǒng)、全盤西化”的主張不同，他又有著明確的文化自覺意識，強調教育制度建設一定要在世界眼光中保持清醒的本土思考。[8] 在他看來，只要將世界眼光與本土思考結合起來，一方面采用歐美制度所長，一方面保存、發(fā)揚中國教育之所宜是，就能夠迎頭趕上，創(chuàng)造教育和國家的美好前途。[8] 歷史感郭秉文關注教育制度的歷史沿革，主要不是為了記敘史實，而是為了解教育的過去，理解當下教育的來路，以及思考未來教育治理的去向。同時，他也是用這種方式提醒教育管理者確立教育管理的歷史意識。[8] 首先，郭秉文相信，現(xiàn)實是歷史的一個部分，是經(jīng)歷史一步步演變而來的。郭秉文也認為，教育管理很大程度上不是管理問題，而是歷史問題。很多現(xiàn)實的教育管理問題，必須回到過去，才能明白現(xiàn)實的由來，找到問題的原因所在。[8] 其次，郭秉文認為，現(xiàn)實雖是歷史一步步演變而來的，但今未必勝于古。[8] 再次，郭秉文也強調，時事有變遷，宜于古者未必宜于今。[8] 他倡導一種辯證的歷史觀，不迷信“今必勝古”，也不陷于“復古主義”。[8] 漸進性郭秉文對于教育改革持漸進立場，他對于傳統(tǒng)的教育觀念與教育內容不是簡單地排斥與否棄，而是在肯定其價值的基礎上尋求傳統(tǒng)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在倡導新興教育價值與教育制度的同時，也關注其局限、現(xiàn)實適應性以及實施條件等問題。因此，學校行政改革切不可一下子由嚴格高壓變?yōu)榉湃巫粤?，不能“邁大步子”，只能“一步一步走”。同樣，在當時教育界普遍倡導的“學校全體共作之精神”與“學生自治”問題上，郭秉文也主張審慎對待，不可求之過切、操之過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