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中世紀西歐其他地區(qū)尚沉浸于封建王權秩序，權力僅限于國王和少數公侯精英時，意大利城市已經大張旗鼓地嘗試基于廣泛政治參與的共和制政府。

這一原創(chuàng)性的自發(fā)秩序的構建努力，不失為一場偉大的“實驗”。但遺憾地是，這一系列政制“實驗”沒能給城市帶來和平和安寧，也沒有解決困擾城市的長期矛盾。首先，城市公社自誕生之日起就走上了擴張疆域、兼并鄰近村落和城鎮(zhèn)的道路，城市間競爭和沖突此起彼伏。在1190年至1250年，敵對的城市間發(fā)生了1465場戰(zhàn)爭。其次，北方帝國的南征、帝國與教皇之間綿延不斷的權力斗爭及其為此對中北部城市的介入、后期安茹王朝的入場等，成為意大利自治城市的長期“外患”。最后是“內憂”——城市長久的內部派系沖突，造成政權嚴重動蕩。頻繁的戰(zhàn)事和危急狀態(tài)，成為每一個城市長期的內在負擔。一個接一個戰(zhàn)爭，給城市的政治和財政制度帶來難以承受的壓力。公社政體最主要的問題，是它的穩(wěn)定性。一方面政府職位的任期很短——長的通常是一年，短的只有半年、甚至2個月——輪替過于頻繁，難以保持政策連續(xù)性；另一方面，政權內部紛爭劇烈。公社起源于不同階層和團體的聯(lián)合共治，但根深蒂固的血緣紐帶和幫派歸屬意識，使得團體間的沖突綿延不絕。而大多數的黨爭，派生自城市豪族間早已充斥的種種世仇——正像《羅密歐與朱麗葉》所展示的那樣。從13世紀初開始，隨著工商市民階層上升為城市的主流力量并投身政治參與，不少城市公社的權力逐漸落到民眾集團（Popolo）手中。民眾集團為了防范豪族對民眾政權的威脅，經常采用古希臘城邦的放逐之法，將反對派或威脅民眾政權的貴族驅逐于城市之外。城市政治暴力愈演愈烈。與此同時，意大利各城市又演繹出帝國派（又稱吉伯林派）和教皇派（又稱歸爾甫派）的爭斗，各政治集團和家族分別站隊、結盟，大打出手。黨派實淪為權力斗爭的工具。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1250年之后，城市內部政治集團之間的斗爭進入高潮。聯(lián)盟更加旗幟鮮明，對抗更加不容妥協(xié)，戰(zhàn)爭變得更加血腥和昂貴。大規(guī)模的驅逐和對政敵的財產沒收，成為常規(guī)手段。

1261年，米蘭民眾集團當政的公社政府抓獲了900名對米蘭發(fā)動戰(zhàn)爭的被逐貴族，公社抵制了市民以血還血的清洗要求，但在轉移人犯過程中，暴民抓到了一些貴族，并屠殺之。政治紛爭和暴力的持續(xù)，使得共和政權無法取得內部妥協(xié)、形成共識或者求同存異，當訴諸暴力成為一種解決爭執(zhí)的慣常手段，共和政體的末路也就注定了。除了穩(wěn)定性，共和政體還有其他缺陷，比如決策緩慢滯后、核心政務信息缺乏隱秘性、外交上優(yōu)柔寡斷和不可預見等等。這些特點使得共和政權脆弱渙散，缺乏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