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八十年代，臺灣著名作家高陽，在為張大千立傳的《梅丘生死摩耶夢》一書中，寫到張氏摯友謝稚柳先生，有這樣的介紹：“現(xiàn)在大陸的謝稚柳，擁有三個頭銜：名畫家，書畫鑒定家，敦煌藝術家。

”縱觀謝氏一生，雖然其在中國畫壇和書畫鑒定領域所取得的成就和聲譽，最為世人矚目，但在敦煌學領域，更確切地說是敦煌藝術學史上，也是早有建樹、當之無愧的名家。而敦煌學名家之中，雖不乏上海人，卻又多不是長期工作、生活在上海者。從這點上來說，上世紀四十年代初就遠赴敦煌實地考察、研究達一年之久，并著有《敦煌石室記》《敦煌藝術敘錄》的謝先生，或許還堪稱上海灘上唯一的敦煌學家。

1942年秋，正在當時國民政府監(jiān)察院于右任處擔任秘書的謝稚柳先生，應一年多前已先赴敦煌臨摹壁畫的友人張大千先生之邀，從重慶經蘭州，抵達敦煌，開始了對敦煌石窟的系統(tǒng)考察研究，正如其在《敦煌藝術敘錄》1955年初版后記中所述：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我在敦煌，距今已十二年了。我去敦煌，純?yōu)檠芯勘诋?，因此記下了“石窟敘錄”。由于窟內的壁畫，錯綜復雜，很不容易記。一鋪鋪的“經變”，記壁上的位置，還較容易。至于零碎一些的，就很覺難于明確。窟中的文字，如“發(fā)愿文”、“題記”、“題名”等等，大半隱約不清，抄錄頗難，謹慎寧缺，仍恐不能無錯。當時自己最不滿意的，是一些“經變”、“佛經故事”之類。由于我的不懂佛經，以及當時手邊又無此類書籍，面對著這些題材的畫，竟不知道是畫的哪一故事。因此，只能籠統(tǒng)的記一下“經變”或“佛傳圖” 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