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了解我國學者較為深刻的評論，請讀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張汝倫教授所著《海德格爾公案》一文，載《萊茵哲影》（張汝倫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以下是一些“事實性描述”，載《貴陽文史雜志》2008年第5期。一、海德格爾的簡單背景海德格爾的父親，弗里德里?！ず５赂駹柺莻€箍桶匠兼麥氏教堂鎮(zhèn)的天主教圣·馬丁教堂的司事，于1924年去世。母親死于1927年。海德格爾在她的靈柩里放了一本剛剛出版的《存在與時間》。其弟弟，弗里茨·海德格爾，對麥氏教堂鎮(zhèn)的人來說，他才是“地道的本地人”，他在該鎮(zhèn)是如此的出名，以致后來該鎮(zhèn)的人們總是把世界著名的哲學家稱之為“弗里茨的哥哥”。海德格爾父親的祖先都是小農和小手工業(yè)者。他們是在18世紀從奧地利移居到麥氏教堂鎮(zhèn)的。據該鎮(zhèn)的鎮(zhèn)史研究者發(fā)現，海德格爾血緣可以上溯到麥格勒爾和克羅伊策爾家族，這兩個家族在歷史上都產生過名人。海德格爾在康斯坦茨天主教寄宿學校時的宗教指導師、后來的弗賴堡教區(qū)大主教孔拉德·格勒貝爾也是海德格爾的遠房親戚。海德格爾一家的生活既不奢侈，也不貧困，生活水平屬于中等。一家人完全可以過得不錯。但是想靠自己的力量支持孩子們到遠處學費昂貴的學校里去念書，那就相當困難了。恰在此時，天主教會雪中送炭。天主教會仿佛歷來是以這種方式支持天才少年兒童的學習，同時也是教會募集農村地區(qū)的牧師接班人的手段。

二、海德格爾與納粹1933年5月1日，馬丁·海德格爾參加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納粹)，他的黨員證書(成員號312589，巴登地區(qū))保存于柏林文獻中心。從此，他就“一絲不茍地繳納黨費，直到1945年仍然是黨員”。此前，1923年8月，海氏被馬堡大學任命為“副教授”兼哲學研討班負責人，其間，海氏并不局限于哲學思考，他對高校的發(fā)展定位產生了興趣，還與大學生保持密切的來往，這些舉動從某方面可以理解他往后投身于國家社會主義的行止。至1928年2月26日，海德格爾告知柏林的教育部長，說巴登州地方部讓他繼承弗賴堡大學埃德蒙特·胡塞爾(海氏的恩師，其師徒關系在后來的發(fā)展也是哲學史上的一個話題)留下的空缺教席。馬堡哲學系就此聲明：“從海德格爾身上看到了馬堡哲學系偉大傳統(tǒng)的繼承者及接班人”，三天后，又給部里打報告，促使海氏留在馬堡大學的崗位上，并敦促“各方盡其所能留住他”。馬堡大學財務負責人于1928年3月2日也向地方部長提出，建議大幅度給海德格爾長薪水，希望他拒絕弗賴堡大學的聘請。以上的一些努力皆無濟于事，馬丁·海德格爾于3月31日通知哲學系，并于4月1日告訴柏林部里有關領導，他已決定，不再改變主意，要接受弗賴堡大學的邀請。他的主要依據，是說他的老師胡塞爾曾要他合作，一起繼續(xù)其研究工作。海德格爾在弗賴堡，作為教師，有一段從事緊張的教學。1930年3月28日他收到一份柏林的聘書，請他到那里接任特勒爾施去世后空出的教席并主持德國最重要的哲學講席。4月，海氏去柏林進行磋商，當時，他已經知道此聘請完全是時任文化部部長格林墨(胡塞爾的學生)的旨意，是有悖柏林哲學系的意愿的。盡管如此，他還是十分認真地去柏林進行會商。作為預防措施，他要求要“遠離大城市生活的干擾，在相對平靜之中”建立他的生活，因為這是他的哲學工作不可缺少的“基本條件”。但是回到弗賴堡后，海氏作出決定，拒絕應聘。5月10日，他在寫給伊麗莎白·布洛赫曼的信中說“拒絕這件事使我感到最困難的是如何面對格林墨本人。”他在向格林墨陳述他的拒絕理由時說：“今天我的工作剛剛開始走上一條新的安全之路，無論對我還是對他人來說，要履行柏林大學教授職責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面對這些條件，我感到自己羽翼未豐。真正不衰的哲學，只能是它那個時代的真正哲學，也就是說，掌握了那個時代的哲學。”海氏寫到，真正的哲學必須能掌握它的時代。這樣，他便給哲學和他自己提出了一個艱巨的任務。它必須證明他有對時代作出診斷和預言的能力，并且不僅僅是提出一般的決斷性，而是作出具體的決定。那種可以隨時加以政治化的簡明扼要的哲學洞見，這才是所需要的哲學。行為上的可選擇性要求具有清晰性和哲學上的可決定性。這一切都是海德格爾向哲學提出的要求，如果這種哲學要掌握它的時代的話。海德格爾拒絕去柏林的整個背景與動機，通過1930年7月11—14日在卡爾斯魯厄舉行的“巴登地方日”慶祝活動，部分地得以澄清。正如當時巴登的政治與文化界其他著名人士那樣，海氏也參加了這次慶祝集會，他在會上宣讀了自己的文章《論真理的本質》。作家海因利?！へ悹栐陂_幕式上發(fā)表講話，以最明確無誤的方式，闡述了此次活動的政治內涵，其背景恰恰是“被占領土解放的歷史性時刻”，換句話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德國被迫割讓給法國的位于萊茵河左岸的領土。在此次慶祝大會的倡議下，成立了個地方聯(lián)合會，叫《巴登故土》(Badische Heimat)，其會址在弗賴堡。該組織委員會的名譽**是歐根·費舍爾教授，此公于1927年在柏林建立了“種族衛(wèi)生研究所”，此后一直由他領導，后來，這個研究所變成黨衛(wèi)隊在集中營里進行試驗的科學機構，陰森可怖，臭名遠揚。據說，這次大會是歐根·費舍爾與馬丁·海德格爾的友誼的開始，而且，他倆的友誼持續(xù)到“國家社會主義”時代以后，大概直至費舍爾去世。從此次大會的組成人員及其一些言論，可以看出當時的局勢和氣氛。

三、出任弗賴堡大學校長國家社會主義奪取了政權，對海德格爾來說，這個事件的發(fā)生是一場革命，其意義是深遠的。在他眼里，希特勒象征著一個時代的開始，因此，海氏在給亨普爾的信中為自己開脫，這時他拉出了黑格爾和荷爾德林，認為，應以理解這二位相似的方式來理解自己，怎樣理解他們，就怎樣理解我。這種錯誤常常發(fā)生在偉人身上。“黑格爾在拿破侖身上看到了世界精神，荷爾德林則把他當作節(jié)慶的王侯，眾神與基督與他同在”。“我必須介入”，這是海德格爾當時對雅斯貝爾斯說的。這個“介入”開始于他正式參加“德國高校教師文化政治工作協(xié)會”的1933年3月。這是高校教師的官方組織“德國高校聯(lián)合會”中的國家社會主義黨團。這個組織的成員自認為是從事國家社會主義革命的大學中的干部。他們努力貫徹“德國高校聯(lián)合會”的思想一體化，爭取在大學領域貫徹領袖原則和領袖學說的意識形態(tài)。但在學說問題上黨團內部卻存在嚴重分歧。在這時，在納粹黨圈子里，早已經定好海氏將當選大學校長一事。海氏本人還有些猶豫。這倒不是因為納粹黨提供的擔保過于復雜，而是懷疑，他自己是否有能力不辜負“革命”力量對他的厚望。海氏十分想行動、參與，但他還在尋找“正確的切 入口”。當人們在幕后緊張策劃海氏接管大學一事之時，天主教史學家藻厄正在代行校長。1932年底被選上的校長默倫多夫，預定在1933年4月15日接任。解剖學教授默倫多夫是社會民主黨員，他對接管大學深有疑慮，因為，在那時，像德國各地一樣，弗賴堡迫害社會民主黨人的運動馬上就要開始。接管儀式于4月15日舉行，在頭一天晚上，沙德瓦爾特受納粹黨團委托去見落選的校長藻厄，向他傳達了黨的疑慮：默倫多夫不一定是實施大學一體化的正確人選，而且向他提出了海德格爾為候選人的建議。4月18日，正值默倫多夫召開第一次大學評議會時，納粹報紙《阿勒曼人報》發(fā)表文章強烈攻擊新任校長，該文的結語是：“我們給默倫多夫教授先生一次機會，不要阻礙高校新秩序的建立”。屆時，默倫多夫已經清楚意識到，他再干不了幾天了，4月20日他又召集了一次大學評議會，會上宣布他本人和全體評議員集體引退，并建議海德格爾為后繼人。一個月以來，一個強大的派別為海德格爾的接任在大學范圍內創(chuàng)造了氣氛。但海德格爾本人在最后一刻仍然猶豫未決。全體教授大會幾乎一致通過選舉海德格爾為校長，當然93位教授中13位猶太人被排除在外，剩下的80位教授只有56人參加了選舉。參加者中有一票反對，2票棄權。弗賴堡大學校長一職交給馬丁·海德格爾，構成一起全國性乃至國際性的事件，而且，鑒于這位哲學家享有巨大威望，這對于立足未穩(wěn)的當局，是強有力的支持。他當選校長并被任命為大學“首領”，恰好與他公開加入納粹黨的時間相吻合。在當選之后，他的令人注目的行動清楚地表明，他為什么一直猶豫不決。4月22日海德格爾寫信給卡爾·施密特，要求他參加納粹運動。但是，動機是與海氏不同的。海氏想革命；施密特要的是秩序。全體教授大會已經為海氏把溫和的大多數老保守派排除在大學評議大會之外。海德格爾應該“依靠黨”。為了避免與之沖突，海氏沒有召集學術評議會。在隆重的接管大學校長職務的慶祝會上，他頒布大學的領袖原則和思想的整齊劃一原則。此前，在5月1日“民族整體與國家慶祝日”這一天，他正式加入了納粹黨。入黨的具體日期，是同黨的領導機構預先約定好的。選擇“五·一”完全是出于策略e68a847a6431333262363133上的考慮。他要求學生團體和全校教員必須像接到入伍通知書一樣，精神激奮地參加5月1日的慶典活動。通知書中寫到：“建設德國民族的新精神世界，成了德國大學最本質的任務。這是我們民族最崇高、最有意義的工作”。5月20日他簽署了唯一的一份國家社會主義者校長給希特勒的電報。電報請求推遲接待《高校聯(lián)合會》代表團，其理由為：“只有在思想整齊劃一為基礎，重新選拔的常務委員會才能享有高校的信任。德國學生團體對于現任的常務委員會，表示極大的不信任”。至此，海氏的政治意圖才日益明顯：尤其反映在他接替默倫多夫時，先前領導班子變動了，有他引薦的人員，當選校長的合作者中，有一大批教授，他們絕對不是新制度的擁護者。特別是當選為副校長的神學家紹爾·J．比爾茨教授(他是天主教神學家)，尤其是海德格爾在弗賴堡的主要反對者，瓦爾特·歐申教授。在巴登地區(qū)先實施“守規(guī)矩”行動，接著，1933年10月1日頒布了“高校新章程”。正由于高校里貫徹“領袖原則”，須遵守完全獨立于原先選舉的一條法律規(guī)定，馬丁·海德格爾才被任命為弗賴堡大學的納粹頭領，這條規(guī)定實際上使原先的選舉成立一紙空文。這樣，他才有必要的權限，可以任命訓導長、系主任及評議員。海氏在任校長一職時有過一系列的實踐活動，以改革高校的一些體制為重，但最能引起他人眼球的莫過于其在5月27日大學節(jié)時所發(fā)表的校長致辭——《德國大學的自我宣言》，這一宣言是在國家社會主義高校改革的那些重要提案的背景里發(fā)表的。希特勒體制剛建立，尚未站穩(wěn)腳跟，也剛開始確立其政治路線。為使大學生進行暴力活動，納粹黨積極參與大學生的斗爭；教師隊伍大部分人持消極和不信任態(tài)度，他們認為大學的政治化，對他們的特權是一種威脅：所有這些因素，使“大學陣線”在納粹政治領導眼里，成為最頭痛的領域之一，更何況，在德國傳統(tǒng)上，人們非常重視大學生活。在海氏看來，大學生以他們的“果斷態(tài)度”應起到政治與革命的新作用。以“革命主義”作為大學改革的主要方案，這首先意味著，徹底翻新科學觀念，還意味著，各大學的總體行為要起實質性變化，師生關系來一場革命，從而開辟一條道路，通往一所真正全新的大學。海氏持著這種堅定的信念：“挑起校長職務，就是保證當好這所高校的‘精神思想’導師。跟隨校長的全體師生們，你們的存在和你們的力量，完全歸功于真正共同的植根，把根植入德國高校的本質里。但是，只有在下列條件具備時，這種本質才會通達光明、顯示效率、才體現出與其地位相符的本己特色，為完成神圣的使命，全體領導者時時刻刻要當被領導者；使命的強制性將其本己的歷史特征，銘刻在德國人民的命運上?！焙５赂駹柛脑齑髮W以自己的主張為基礎，并且，他在大學生先鋒隊身上，看到歷史進程的主體。為此，他尋找政治行為的一個樣板，是把校長——“頭領”與基層、與先驗的意識、與歷史性運動相結合的樣板，旨在清除舊結構。海氏要求結束大學機構的自由權，當然，還要求教師們，對引導他們的大學生們和沖鋒隊員們的革命沖勁，要俯首帖耳。國家社會主義新大學，被理解為新社會的頂峰，作為中樞，人民的精神思想法則應源于那里?？梢哉f，馬丁·海德格爾的《校長致辭》，不過是國家社會主義的新校長們在其各自大學里宣讀的眾多致辭中的一篇，其總體含義，絕不能從剖析其本身內容中得出。但，就是因為這一致辭，海氏被不少后人指責為納粹的共犯或是幫兇。也把這一致辭當成其罪證。二戰(zhàn)后，海氏對于來自各方對其在納粹期間的言行的指責和質詢，基本上采取沉默態(tài)度，正是這一沉默，造成了海德格爾與納粹關系原有之謎。無論后人對海氏當時的立場采取什么樣的價值判定，都可以找到相關的佐證。這一歷史公案如何裁決，恐怕只有歷史才有權審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