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語》是我國古代最早的一部國別史。

《國語》記載史實的時間，上起西周周穆王征犬戎（約公元前976年），下至韓、趙、魏滅智伯，共約500年間的歷史。 《國語》的寫作風(fēng)格以記實為主，注重客觀描寫，它不像《左傳》、《史記》那樣，在文中加“君子曰”、“太史公曰”以表明作者立場之類的評語，而是通過客觀具體的描述，讓讀者自己去細細品味，揣摩作者的寫作意圖。《國語》以記述西周末年至春秋時期各國貴族言論為主，通過各有風(fēng)格、各有特色的語言來塑造人物性格，表述不同人物的思想及命運，記載波瀾壯闊的歷史大事。用語言記史，生動、精練，為歷代所稱道?！秶Z》是先秦時期的一部著作。其文字在《韓非子·說疑》中已被利用，但沒有說明出自《國語》而只叫“記曰”?！抖Y記·枟弓下》和賈誼《新書·禮容下》引用過《國語》的大段文字但沒有標(biāo)明書名。司馬遷第一次提出《國語》的書名和作者。其《史記·太史公自序》和《報任安書》，分別提到“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也說“表見《春秋》《國語》?！鄙院螅瑒⒂秶Z》的話，而稱之為《春秋外傳))(見《漢書·韋玄成傳)))。東漢班彪進而指出:“定哀之間，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日《國語》，二十一篇”(見《后漢書·班彪傳》)。而后，其子班固《漢書·藝文志》正式將《國語》著錄為“左丘明撰”。班固又在《漢書·司馬遷傳》中說:“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纂異同為《國語》。”《漢書·律歷志》也提到《春秋外傳》。王充《論衡·書案》說:“《國語》，《左氏》之外傳也?！蹲笫稀穫鹘?jīng)，辭語尚略，故復(fù)選錄《國語》之辭以實。然則《左氏))((國語》，世儒之實書也。”劉熙《釋名·釋典藝》則說:“《國語》，記諸國君臣相與言語，謀議之得失也，又曰外傳?！洞呵铩芬贼敒閮?nèi)，以諸國為外，外國所傳之書也?！比龂鴧琼f昭作《國語解》，其序說:“左丘明因圣言以撼意，托王義以流藻，其淵源之遠大，沉鼓雅麗，可謂命世之才，博物善作者也。其明識高遠，雅思未盡，故復(fù)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魯?shù)?，智伯之誅，邦國成敗，嘉言善語，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逆順之?dāng)?shù)，以為《國語》，其文不主于經(jīng)，故號曰外傳?！绷硪晃弧秶Z》注釋者晉孔晃說:“左丘明集其典雅令辭與《經(jīng)》相發(fā)明者為《春秋傳》，其高論善言別為《國語》”(朱彝尊《經(jīng)義考》卷二O九引)。同時人傅玄卻有不同看法。他根據(jù)《左傳》記事與《國語》不同從而認為，“《國語》非丘明所作。凡有共說一事，而二文不同，必《國語》虛而《左傳》實，其言相反，不可強合也”(《左傳注疏》哀公十三年昊晉爭盟“乃先晉人”句下孔穎達疏引)。隋劉炫根據(jù)與上述同類現(xiàn)象再次論定，“《國語》非左丘明所作，為有此類往往與《左傳》不同故也”(((左傳注疏》哀公二十五年“鄢陵之役雍子為之”句下孔穎達疏引)。唐劉知幾仍堅持二書同出左氏說。其《史通·六家》曰:“左丘明既為《春秋內(nèi)傳》，又稽其逸文，纂其別說，……列為《春秋外傳國語》，合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內(nèi)傳，或重出而小異?！蓖瑫r人趙匡卻認為，“《左傳))((國語》文體不倫，序事又多乖刺，定非一人所為也。蓋左氏廣集諸國之史以釋《春秋》，傳成之后，蓋其家弟子及門人，見嘉謀事跡，多不人傳，或有雖入傳而復(fù)不同，故各隨國編之，而成此書，以廣異聞爾”(陸淳《春秋吠趙集傳纂例》卷一《趙氏損益義第五》)。同時人陸淳也有類似看法。柳宗元《非國語》則認為，《越語下》“其事多雜，蓋非出于左氏?！?/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