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馬來西亞乃繼承英國的法律體制。

其鞭刑制度，亦源于英國。英國在1861年通過刑法修正案，將鞭刑制度僅限于十六歲以下的犯人，同時英國興起廢止死刑的討論，連帶地也對于鞭刑的人道性質(zhì)進行討論。除了對于青少年犯保留鞭刑制度外，英國國會也在個別的法案中，對于某些犯罪施以鞭刑，例如：1898年通過的「取締流氓法修正案」（Vagrancy Act Amendment Act），對于藉剝削娼妓為生者，以及1912年通過的「白奴販賣法」（White Slave Traffic Bill）對于販賣人口者，都處以鞭刑。不過，實際上實施的甚少。反倒是在青少年犯的鞭刑甚多，從1858至1860年，每年平均590名；1893年達2900名；到1900年則高達3400名，以后每年降至2000名左右。直到1948年，英國國會通過刑法修正案（Criminal Justice Act of 1948），將青少年犯改移送感化院取代鞭刑，英國才正式廢止鞭刑制度 。新加坡的獨立（1959）是在英國廢止了鞭刑之后，但仍繼續(xù)實施鞭刑。不獨新加坡，今日世界上共有十七個國家實施類似鞭刑 ，但在東南亞國家中，只有馬來西亞與新加坡二國采行而已。新加坡在1966年通過一個以維護市容為目的，也就是著名的「破壞法」（Vandalism Act），來以重罰處罰涂鴉及破壞公私財產(chǎn)的行為之前，新加坡鞭刑僅限于刑法中造成人民身心重大傷害的罪嫌，包括：重傷害、搶劫、強暴及猥褻等罪。新加坡獨立前，殖民地政府因為母國英國早已廢止鞭刑，因此對于鞭刑的態(tài)度極為保守。例如1953年判決Cim Thian Hen & Others v. Regina案，首席大法官Murray-Aynsley就認為單純的犯搶劫罪也許已侵犯人身，但還不算太殘暴，所以不必給予鞭刑。但在獨立后，情況就大幅改變；例如：1959年的Yong Pak Yong v.P.P. (Public Prosecutor)，首席大法官Wee Chong Jin便認為恐嚇罪已屬可處鞭刑之罪，1963年的Anwar v. P.P.，一案，法院認為在種族沖突時期，不尊敬其它宗教的話，亦屬可處鞭刑之罪。關于鞭刑處罰，新加坡刑事訴訟法（Criminal Procedure Code ）第231條規(guī)定，鞭刑的對象僅限于五十歲以下的男性；第229條規(guī)定，成年犯可處罰至多不能超過二十四鞭；青少年犯（七歲以上，未滿十六歲）則最多以十鞭為限；新加坡對于兒童，都可施以鞭刑，更是西方社會所不可容忍者。此外，對于刑鞭的尺寸，法律也有特別規(guī)定。成年犯的刑鞭，橫寬不能逾1.27公分，未成年犯的刑鞭橫寬則更小。新加坡在執(zhí)行鞭刑時也強調(diào)殺雞儆猴的功效，在執(zhí)行時，雖然沒有采行公開行刑的方式，但每次執(zhí)行時以三鞭為限，待傷勢復元后——至少三個月，才繼續(xù)執(zhí)行。并且行刑前須經(jīng)醫(yī)生做健康檢查，行刑過程倘犯人不能承受時，也會中止鞭刑。同時，如果醫(yī)生認定犯人的身體再也無法承受鞭刑時，可以申請法院免除鞭刑，但法院得易以徒刑，最高不能超過十二個月。這些制度乍看之下，這是一個符合人道精神的刑罰，但是在犯罪心理學上，無疑是一個高招，它暴露出鞭刑的可怕：分期執(zhí)行鞭刑，每次療傷三個月，期間犯人只能臥睡，所以整體行刑的時間甚長，同時，鞭刑后的疤痕，將終生留在身上，形成一個永遠無法抹滅的烙印。因此，一般犯人即使被處以鞭刑的鞭數(shù)雖少，但已足以使犯人終生受到震嚇的作用。故新加坡的累犯甚少，多半基于對于鞭刑的恐懼。李光耀在1966年公布「破壞法」后，便將鞭刑超越刑事制裁手段的角色，進一步作為維持社會治安的工具。按理說，在政府公共建筑物上張貼廣告、標語或噴漆，既不會妨害公共衛(wèi)生、秩序，也不是暴力犯罪，一般國家多半處以罰金了事，但李光耀的「破壞法」卻對這種行為施以三至八鞭的鞭刑，這種嚴厲的處罰，為世界各民主國家所罕見。新加坡的鞭刑，之所以受到世界各國的重視，主因是在1994年發(fā)生了一件麥可費事件（Micheal Fay），才將世人對新加坡的印象，由外表花木扶疏、秩序井然的現(xiàn)象，轉變到認知新加坡之所以達到此外觀，卻是采行了極為嚴苛的鞭刑手段。所以，麥可費事件可說是新加坡鞭刑制度的最佳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