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在作品中提到的倫敦地名透露著一股子“京味兒”，比如他把牛津街西端的Marble Arch稱為“玉石牌樓”，把商鋪云集的Oxfor Circus譯為“牛津圈”，把離大英博物館不遠的Goron Street叫做“戈登胡同”，別有一番“洋為中用”的幽默。當我路經這些地點之時，想起老舍的所記所述，便覺意趣盎然。

從倫敦市中心乘地鐵中央線到荷蘭公園站下車，步行穿過數條街巷，便到達了圣詹姆斯花園街31號。

抬眼看去，這是一棟翻新過的維多利亞式黃磚聯排建筑，算上地下室共四層，高闊的臺階從街面向上直達大門，深綠的底色上鑲嵌著金字門牌，黑色的鐵柵欄圍出英國式的秩序感，克制而內斂，是倫敦中產階級家庭常見的住宅風格。

在明亮的軒窗之下，一塊“英格蘭遺產”的藍牌掛在乳白色的外墻之上，上面銘刻著老舍姓名的中文、拼音、他的生卒年以及居住于此的時間，此牌掛于2003年11月。

“藍牌制”是英國保護名人故居的制度，能獲得“掛藍牌”殊榮的名人故居必須符合一系列嚴苛的條件，比如該名人在其所處領域是公認的杰出人物、為人類進步和福祉作出過重要貢獻等。老舍是迄今為止唯一在英國獲此殊榮的中國人。據老舍之子舒乙的回憶，這里能被掛上“藍牌”，其實也頗費了些周折。

英國子午文院院長蘇立群在為本期《華聞周刊》撰寫的《我與“老舍”的緣分》一文中提到，1990年代舒乙隨《二馬》電視劇攝制組來英時，老舍故居尚未被掛上“藍牌”，蘇先生在與舒乙聊天時，還曾抨擊英國人“對外國在英的人文財富不聞不顧”。好事多磨，舒乙后來與對老舍作品有深入研究的倫敦大學、大英圖書館、愛丁堡大學的5位漢學家共同申請、推動，才最終促成了此事。

1924年至1929年，老舍在倫敦大學東方學院（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前身）任教，在倫敦度過了他25歲到30歲的時光，他在倫敦的故居有好幾處，被授予“藍牌”的這一處，是老舍在倫敦期間租住時間最長的居所。

看到老舍這個位于倫敦富人區(qū)的故居，或許有人會以為八十多年前他在此過著穩(wěn)定、富足的生活，其實不然。我在現存的一些有關“老舍在倫敦”的文字記載和史料中發(fā)現，老舍在東方學院任教的薪水微薄，最初年薪只有250英鎊，三年之后才在他的要求之下漲到了300英鎊。

在1920年代，老舍與英國人艾支頓（Clement Egerton）合租的是此棟樓的第三層，老舍出餐費住小間，艾支頓出房租住大間。艾支頓是何許人也？他是首位也是唯一一位將中國的《金瓶梅》翻譯成英文的人。

我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圖書館的C層找到了這個版本的英譯《金瓶梅》，硬面淺綠色，共四冊，出版于1939年。這個英譯本取名為“金蓮”（The Golen Lotus），亞非學院書架上現存的是一部半。所謂一部半，就是有一部是1-4冊齊全，另外還有半部只剩下了其中兩冊。在書的扉頁上，艾支頓特意對中國室友舒慶春表示了感謝。他說：“我在此特別向舒慶春先生致謝。他是東方學院的中文講師，在我著手翻譯此書的時候，如果沒有他不屈不撓的慷慨幫助，我根本沒有勇氣接受這個任務。”

除此之外，在致謝頁的前一頁，艾支頓還特意寫了“To C. C. SHU,My Frien”（即獻給舒慶春先生，我的朋友）字樣。舒慶春（Ching Chun Shu）是老舍的本名，他在受洗加入基督教之前，一直用這個名字，受洗之后，則改名為舒舍予。在1924年，老舍稱自己過了“關”，所謂過了“關”，就是他正式受洗加入了基督教。老舍后來到倫敦大學東方學院教中文，也是因為在教會中結識了燕京大學神學院英國教授易文思，在他的推薦下來到了英國。

在今天的倫敦大學亞非學院里，人們不僅將老舍作為一名著名的中國作家來紀念，更將其視為在外漢語教學的前輩。在為本期《華聞周刊》撰文時，任教于亞非學院的崔燕博士說：“老舍先生培養(yǎng)了一批批懂得漢語的人材。我們今天的漢語教學可以說是在老舍當年打下的基礎之上發(fā)展起來的。”

在后來的散文中，老舍記述了自己對倫敦和倫敦人的第一印象：“車站上，地道里，轉運處，咖啡館，給我這么個印象：外面都是烏黑不起眼，可是里面非常的清潔有秩序。后來我慢慢看到，英國人也是這樣。臉板得要哭似的，心中可是很幽默，很會講話。他們慢，可是有準。”

提到飲食，他則說：“飯是大塊牛肉。由這天起，我看見牛肉就發(fā)暈。英國普通人家的飯食，好處是在干凈；茶是真熱。口味怎樣，我不敢批評，說著傷心?！保ㄒ姟额^一天》）

在倫敦大學東方學院的圖書館里，老舍創(chuàng)作了三部小說，即《老張的哲學》、《趙子曰》和《二馬》的大部分。談到這三部小說的創(chuàng)作，老舍回憶說：“假期內，學院里清靜極了，只有圖書館還開著，讀書的人可也并不甚多。我的《老張的哲學》，《趙子曰》，與《二馬》，大部分是在這里寫的，因為這里清靜啊……哼，希望多咱有機會再到倫敦去，再在這圖書館里寫上兩本小說！”

他在《我的創(chuàng)作經驗》一文中也提到，在倫敦的生活是促使其成為小說家的機緣:“倘若我始終在國內，我不會成為小說家。到了英國，我就拼命地念小說，拿它作學習英文的課本。念了一些，我的手癢癢了。離開家鄉(xiāng)自然想家，也自然想起了過去幾年的生活經驗。為什么不寫呢？”

老舍在倫敦創(chuàng)作的這三部作品，不僅奠定了他之后的文學語言風格，也奠定了他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當然，除了英國，老舍還先后在法國、德國、意大利、新加坡以及美國等多個國家游歷、生活或講學，可說是近現代較早游歷世界各國的中國人。

海外的生活以及與世界各國文化、社會、思潮及民眾的近距離接觸，使得老舍的創(chuàng)作融會東西、兼收并蓄，在世界性和現代性的語境映照之下，他的作品進一步彰顯出了強烈的民族性與本土特色。老舍在作品中提到的倫敦地名就透露著一股子“京味兒”，比如他把牛津街西端的Marble Arch稱為“玉石牌樓”，把商鋪云集的Oxfor Circus譯為“牛津圈”，把離大英博物館不遠的Goron Street叫做“戈登胡同”，別有一番“洋為中用”的幽默。當我路經這些地點之時，想起老舍的所記所述，便覺意趣盎然。

但具悲劇性的是，1966年8月23日，在紅衛(wèi)兵將老舍從北京市文聯辦公室押往孔廟并將其毒打之時，旁人揭發(fā)老舍的罪狀之一，竟然是“崇洋媚外”。

老舍在發(fā)表于1943年的散文《詩人》中曾說到自己的生死觀：“及至社會上真有了禍患，他會以身諫，他投水，他殉難！”1966年8月24日，在于孔廟前受毒打后的第二天，他被發(fā)現自沉于北京太平湖，同樣是“投水”、“殉難”，實在令人唏噓。

老舍曾經說：“我寫過《駱駝祥子》。那是因為，那時的世界是一個人人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自己位置的世界。”

在英國居住多年的華人，或許還依稀記得2003年11月25日老舍故居舉行“藍牌”揭幕儀式的新聞。11年過去了，我們所處的世界已然不同。我站在這棟掛著“藍牌”的老舍故居前，倍感冷清與寂寥。

路人匆匆而過，對于我在此佇足，投來不解的目光，或許他們并不清楚這位中國作家是誰、他寫過什么、他在這個世界上處于何種位置。而在這個全球化的世界中，在這個瞬息萬變的時代前，我們又何曾清楚自己是誰、身處何方？

【微語】留學之路雖長，愿你滿載祝福與勇氣，學成歸來，天地無限寬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