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國大學，即便老師準許遲交作業(yè)，對中國同學來說也并不輕松。中國留學生的作業(yè)往往是從“改編原著”開始的，后來過渡到寫中文后“翻譯”成英文，用英文思維去“創(chuàng)作”在很長時間內仍是可望不可及的。

英語“聽、說、讀、寫”四項基本功里，英語寫作至關重要，特別是在英國留學，大量的筆頭功課讓人喘不過氣。

2003年我到英國留學后才發(fā)現(xiàn)，即使是MBA這樣與時俱進的時髦專業(yè)(至少在當時這個專業(yè)很時尚)，理論性也很強，而且課業(yè)負擔在商科里是最重的。一年的學制，需要完成12門課程，平均每三周要完成一個小論文(paper)。

在英國留學時，可能是英語溝通上的優(yōu)勢，我被推選為班代表(course representative)之一，負責亞洲同學與任課教師的溝通，類似于班長，偏工會職能，反映所代表人群的愿望和呼聲。

說來有些難為情，而這個愿望和呼聲竟然更多的是推遲交作業(yè)!

以中國留學生為主導的“亞洲訴求”，其實也有難言之隱。MBA經常要同時上幾門課，兩三個作業(yè)一起壓過來，就不好應付了。

況且，作業(yè)與學位之間的關系不言而喻。一般來說，作業(yè)成績占到專業(yè)課成績的60%，考試占到40%，作業(yè)一旦有失，學位不保。此時班代表的作用就體現(xiàn)出來了。

盡管我過去的工作經歷是圍繞商務談判展開的，但與任課教師、教授談判，難度比較大。商務方面講對等，而師生之間很難在一個水平線上對話。英國的老師大都態(tài)度溫和，但對學生的要求也大都嚴格，原則問題很難讓步。

有時我還要拉著另一個班代表——美國人Daniel——一起去談判，造成“全世界”(不僅僅是亞洲，還有歐美)共同的呼聲，這樣力度才大些。

即便老師準許遲交作業(yè)，對中國同學來說也并不輕松。在英式教育的邏輯中，沒有大量研究而得出的結論缺乏說服力和可信度。因此，每一門課的老師都會布置長長的參考書單，這意味著我們必須通過大量閱讀，找到現(xiàn)有的論點和論據(jù)，然后在此基礎上論證新的觀點或闡述其中正確的觀點。

英語閱讀相對還好，在國內的訓練強度很大，對付起來不會太難。英語寫作，特別是學術寫作，確實挺要命!

中國留學生的作業(yè)往往是從“改編原著”開始的。把閱讀中發(fā)現(xiàn)的重要觀點和論據(jù)摘抄下來，然后換成其他句型，把原意表達出來。

這樣做的直接原因是英國對論文的抄襲和剽竊監(jiān)督嚴格、懲罰嚴厲，即使是平時作業(yè)也不例外。即使閱讀了很多，引用了很多，也要把握引用與抄襲的界線。就算用自己的語言表述，也一定要注明觀點的出處。

慢慢過渡到憑自己的理解，先寫中文論文，再“翻譯”成英文。

在很長時間內，用英文思維去“創(chuàng)作”仍是可望不可及的。有時候，憋半天寫不出一百個字，寫出來的這一點點也總要反復修改才像個樣。

這個時候總希望能得到一些啟發(fā)，向老外借作業(yè)看總有些難以啟齒，此時咱們中國人自發(fā)組成的學習小組就發(fā)揮作用了。

大家私下里會彼此“借鑒”一下，看看自己的同胞是如何“應付”的，得到思路或“羨慕妒忌恨”所燃起的斗志，再投入自己的一畝三分地。放心，沒人會傻到去相互抄襲，因為相似的“作品”最終都會被當成“贗品”而封殺，損人不利己的事是沒有出路的。

確實有些時候一早起來，滿腦子還是作業(yè)的事，交作業(yè)就像“交租子”一樣難，仿佛回到了“舊社會”。當年在這些撓頭的作業(yè)中到底寫了些什么，現(xiàn)在幾乎一點兒都記不起來了。但在痛苦中養(yǎng)成的習慣卻是記憶猶新的：做事要有依據(jù)。我現(xiàn)在倒是很少“拍腦袋”決策了，而是調研為先，找到佐證后再發(fā)表議論。要感謝英國的教育，感謝那些曾經很難纏的、枯燥的閱讀和作業(yè)。